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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智庫全球傳播的淵源、形式與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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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 吴瑛 贾牧笛)  2020-09-07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面临变局,世界知识生产版图也处于竞争和演化的变局中。中国智库不仅是中国政府的“智囊团”,也要向世界提供思想公共产品。本文通过分析中國智庫全球傳播的淵源、形式與路徑,促进中国智库为中国开展全球传播,推进全球治理进程贡献力量。

  中國古代智庫型機構

  现代智库是公共政策的决策外脑。它起源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距今约有100年的历史。但如果追溯智库的雏形,中国在古代便已出现智库型机构和制度。据《礼记·王制》记载:“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在尧舜和夏商周时代,告老退职官员和士人被尊称为“国老”和“庶老”。國家将国老和庶老安置在大学或小学任教,既向他们提供了养老保障,又能发挥其教化年轻人的作用。在这种制度下,国老和庶老通过讲学的形式间接影响决策。

  春秋戰國時期興起的士階層促進了智庫雛形類機構的進一步發展。借助“遊說外交”和“遊學”的形式,智庫雛形類機構實現了諸侯國之間的思想流動。這種傳播以跨區域的意見領袖爲核心,以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爲載體,形成了內部互動及向外輻射的思想聚合機制。在周遊列國期間,孔子通過遊說,向諸侯國國君推廣其治國理政理念。他以“遊學”方式擴大其私學的影響力,吸引了衆多來自其他諸侯國的弟子。齊威王創建的智庫型機構“稷下學宮”吸引了孟子、荀子等思想家前來講學,促進了百家爭鳴的出現。以孔子爲代表的中國古代思想家的傳播實踐,通過面對面交流,借助古代智庫雛形平台進行擴散,實現了跨地域、跨文化甚至跨時代的思想碰撞。

  漢唐以來,中國智庫雛形的跨國傳播開始出現。借助中國的“朝貢體系”,中國思想開始向東亞文化圈擴散。當時的傳播形式分爲對內和對外兩個層面。對內主要發生在士紳和文人階層。相關機構利用組織傳播進行層級擴散,甚至在平民階層産生了接近大衆傳播的效果。對外則通過“遣唐使”和“留學生”進行文化對外傳播。漢武帝設置《詩》《書》《春秋》《禮》《易》五經博士,五經博士向公衆普及儒學教育,其中也包含對《論語》的推廣。在《論語》思想向朝鮮和日本的創新擴散過程中,漢學博士、遣唐使和留學生等群體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國古代智庫雛形的另一種形式是幕府制度。幕府制度産生于戰國時期,在明清時期達到發展頂峰。晚清階段的幕府開始出現現代化轉向。不僅如此,幕府制度對思想庫的構成也進行了大膽創新。李鴻章幕府吸引新式人才從事翻譯和外事工作,同時引進洋人做幕僚。總理衙門所屬的同文館還舉行了“遊曆使”的選拔考試,派遣12名中國人遊曆俄國、美國、加拿大、巴西等國。回國後,遊曆使整理了大量關于歐美等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考察資料,爲清王朝的救亡圖存提供改革方案。

  自漢唐起,到明清再到近代時期,中國雖未出現西方現代意義上的智庫,但是智庫雛形類機構始終存在。這些機構的傳播主體和範圍在持續擴大,由跨區域傳播走向跨國界傳播。同時,傳播主體也由官員、幕府擴展到民間:政府推動和發力,同時吸收民間元素,關注對普通公衆的思想啓蒙。可以說,中國古代智庫型機構的傳播是中國智庫全球傳播的曆史淵源,也爲當代中國智庫的全球傳播埋下了種子。

  打造全球性思想公共産品

  基于对历史渊源的分析,中国智库的全球传播形式可分为三种。一是以智库型人才为传播主体,采用游学、游说外交等形式传播思想和理念,进而影响决策。二是以國家或政府为主体。通过双方派遣外交大使,实现智库型机构与他国政界和学界的互动。三是以跨国教育为载体。通过吸引留学生、留学僧等跨文化传播主体来华,推动中国思想和文化产品“走出去”。中国古代的智库雏形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对外传播体系和实践纲领,但其丰富的实践值得当代智库借鉴。

  中國智庫是中國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對外交往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當前中國智庫的全球傳播能力仍然欠缺,其體制機制、傳播理念和方法仍存在問題。比如,中國智庫更爲強調政策影響力,甚至認爲智庫産品是“機密文件”。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我國智庫在國際傳播中的影響力。

  中國智庫的全球傳播需要明確以下內容。傳播目標是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面對諸如環境保護、全球性傳染病、軍事安全、恐怖主義等全球性議題,中國智庫要在全球治理的進程中積極發聲。傳播理念是提倡平等互動。中國智庫的全球傳播強調,在全球公共話語空間中與其他國際行爲體平等互動;傳播主體要開放多元。除了政府智庫,要大力發展高校智庫和民間智庫。充分發揮高校智庫的人才優勢和專業優勢,積極推進民間智庫的發展,推動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體制機制創新。傳播內容方面,要努力打造全球性思想公共産品。中國曾推出過具有全球傳播力的思想公共産品,比如被譯成多種語言的《孫子兵法》。該書中的“五事”思想以及“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策略傳播思想,已成爲世界公共思想産品的一部分。未來,還需對全球性思想公共産品進一步挖掘。傳播對象是多元主體。中國智庫應當積極與他國政界、學界、媒體、智庫、民衆等多元主體互動,不斷豐富智庫全球傳播的行動者網絡。

  推進多元化的全球傳播

  經曆百余年的發展,西方智庫已形成了相對完善的管理體制和市場運作機制。相比之下,中國智庫仍具有學習和改進空間。目前,中國智庫中具有政府背景的人才數量較少,影響力較小。反觀我國古代智庫雛形的機構建設,“養老制度”提供了智庫與各級退休官員群體間的融通渠道,這與旋轉門制度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國古代智庫雛形機構通過打造學術交流平台,促進百家爭鳴,實現了不同思想流派間的良性競爭。這些都對智庫發展具有啓示。

  中国智库全球传播的路径涉及以下方面。首先,客观评估后疫情时代的传播格局与现状。其次,优化传播渠道。中国智库要利用全球化传播的新媒体,在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上主动发声和设置议程。同时,注重利益的共识传播,在多方共通的语义空间中进行传播。比如,中国古代的“游学”促进了不同流派思想的交融,也促进了不同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互动。在后疫情时代的背景下,更需要不同國家智库专家的思想交流,在求同存异的进程中实现國家间的良性互动。最后,中国智库要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务实的作风,在参与解决世界性难题的过程中,运用中国智慧,推广中国经验,提升国际话语权。

  (作者單位: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