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 | English | Espa?ol | 日本語 | 无障碍浏览

您現在的位置: 首頁 > 智庫合作 分享到:

一流大學智庫的孵化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智庫是如何運作的?
視力保護色:

默認

【字體:

打印本頁

關閉窗口


信息來源:中國教育網(何振海)  2020-10-15

  在美國,大學智庫作爲智庫領域中的一個獨特類型,與官方智庫、民間獨立智庫共同組成了強大的智庫體系,爲美國聯邦和地方政府各領域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智力支持。

  由于智庫的建設和發展需要雄厚的學術力量支撐,因此,美國的大學智庫往往出現于那些知名的研究型大學,哈佛大學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中肯尼迪學院爲該校最重要的智庫孵化器之一。

  一、一流大學智庫孵化器的成長路徑

  肯尼迪學院的前身是哈佛大學1936年組建的“公共管理研究生院”,起初是應著名政治學家、哈佛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卡爾·弗雷德裏克的建議,由學校設立一個專門的公共管理院系,以滿足當時羅斯福政府“新政”全面實施背景下政府高級公務人員尤其是公共服務領域的政府官員的需要。

  學院希望能夠借助政治學系、經濟學系、法學院和商學院的師資,爲政府培養更多優秀的官員。然而,由于當時哈佛校內對學院的辦院理念、教學與培訓目標等內容仍存有爭議,這所學院在很長一段時期內的發展都不盡如人意,甚至促成學院成立的哈佛大學時任校長科南特在1953年離任時也失望地表示,“作爲院際合作的嘗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成爲一個“徹底失敗”的案例。

  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學院仍然未能在哈佛大學“樹立起一個活躍且運行良好的獨特形象”。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的發展轉機出現于20世紀60年代。1961年上任的美國總統肯尼迪積極推行“新邊疆”政策,對內政外交開始進行全方位改革。身爲哈佛校友,肯尼迪延攬了數量不菲的哈佛學者到政府任職。

  新的政策形勢和政府格局讓學院領導者看到了機會,時任院長唐·K·普萊斯認爲,面對新的外部環境,學院必須對自身的職能定位加以明確和進一步調整,學院的工作焦點“不是要向專家們進行政府日常管理職能方面的初步培訓,而是要對那些預期將走上更高崗位、負責政府項目總體方向的人施以教育,以及在借由研究來指導未來政策方面做出貢獻”。

  “借由研究來指導未來政策”由此成爲學院的重要職能,而這一職能的明確直接促成了學院在智庫領域的建設。1966年,爲紀念遇刺身亡的肯尼迪總統,公共管理研究生學院正式更爲現名。同年,學院首個公共政策研究機構———政治研究所宣告成立。

  政治研究所的創建不但拉開了肯尼迪學院智庫建設的帷幕,而且以其在公共政策研究領域迅速提升的影響力成爲學院智庫建設的良好範本。20世紀六七十年代,政治研究所在紐斯達特的領導下,很快成長爲聲名遠播全美的公共政策和政治事務研究重鎮,它“將穩定的政治名流帶入哈佛校園,作爲一個公共事務的自由討論中心,(研究所)扮演了堪比牛津辯論社的角色”。

  20世紀70年代,政治研究所創辦“阿科公共論壇”(2003年更名爲“小肯尼迪論壇”),定期邀請政界、商界和傳媒等領域的名人圍繞焦點性公共議題發表演講、展開辯論。直至今日,該論壇仍是哈佛大學“政治演講、討論和辯論的熱門場所”。

  1979年,在福特基金會提供的經費支持下,肯尼迪學院成立了“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1997年更名爲“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簡稱貝爾弗中心)。該中心的前身是1973年啓動的“科學與國際事務項目”,最初附設于哈佛大學文理學院,主要開展核危險與軍控方面的研究。

  1979年以常设机构的形式并入肯尼迪学院后,该中心迅速在美国國家安全战略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并深度介入了很多重大安全事务的决策过程。直至今日,贝尔弗中心仍是肯尼迪学院乃至哈佛大学最著名的智库,在美国乃至全球安全政策和军控等研究领域持续保持着巨大影响力。

  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肯尼迪學院的智庫建設開始加速,到21世紀初,學院已陸續成立了十余個專注于不同領域政策和公共事務研究的智庫機構。

  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肯尼迪學院成立的智庫名錄:

  1982年|穆薩瓦-拉赫馬尼商業與政府中心

  針對社會上公私機構對接領域中最具挑戰性的問題進行研究與政策分析,通過研究與對話,尋求理論科學、實踐可行的解決方案。

  1985年|住宅聯合研究中心

  開展住房問題研究,幫助政府、商界和公共部門的領導者做出能有效解決城市和社區住房問題的決策。

  1986年|埃德蒙·J·薩夫拉倫理中心

  針對政府、商業和其他專業領域普遍存在的道德滑坡問題,開展公共生活倫理的教育和研究,積極參與社會道德運動。

  1986年|肖恩斯泰因媒體、政治與公共政策中心

  從理論和實踐層面對媒體、政治和公共政策的關系進行研究,爲新聞界與學界和公衆搭建溝通的橋梁。

  1988年|塔伯曼國家与地方政府中心

  致力于國家与地方治理及政府间关系研究,重点关注公共与劳动关系管理、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教育、信息技术对政府治理的影响等领域。

  1988年|馬爾科姆·維納社會政策中心

  努力改善衛生保健、人權、刑事司法、不平等、教育和勞動領域的公共政策和實踐。

  1997年|豪瑟公民社會研究所

  加深和推動學者、決策者和公衆對公民社會及其領袖、機構的認識與批判性思考。

  1999年|卡爾人權政策中心

  研究、宣傳和推廣人權標准,加深政府對人權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的重要性的認識。

  2000年|國際發展中心

  深入認識發展面臨的挑戰,爲徹底解決全球貧困問題提供切實可行的方案。

  2000年|公共領導中心

  培育下一代的領導精英;開拓領導力、公共服務和決策領域的學術前沿;彙聚一流學者開展跨學科、跨領域的公共服務研究。

  2000年|拉帕波特大波士頓地區研究所

  通過加強學術界與公民領袖的聯系,改善大波士頓地區的公共治理。

  2003年|阿什民主治理與創新中心

  通過學術研究、教育和公共討論推動政府治理和公共政策的卓越與創新。

  肯尼迪學院在智庫建設過程中,既重視量的積累,也重視質的提升。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通過健全機制、延攬人才、拓展研究領域、開辟影響渠道等方式,肯尼迪學院的衆多智庫在各自專業範疇形成了巨大的政策研究優勢,彙聚了數十名在美國乃至全球知名的專家學者,如外交政策專家約瑟夫·奈、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核武與反恐專家格拉漢姆·阿裏森、移民經濟學家喬治·鮑哈斯等。

  這些學者奠定了肯尼迪學院智庫履行公共政策服務職能的學術基礎,其研究成果的影響力遍及從國防外交、全球反恐到區域經濟、社區治理等不同領域,爲肯尼迪學院確立在智庫領域的優勢地位、成長爲當之無愧的一流智庫孵化器提供了有效支撐。

  二、肯尼迪學院智庫建設的基本路徑

  從1936年建院到1966年組建第一個智庫機構,再至今日培育出十余家有著廣泛影響力的著名智庫,肯尼迪學院的發展史向世人诠釋了一個一流大學智庫孵化器的成長曆程。在這一進程中,肯尼迪學院逐步探索出了較爲成熟的智庫建設路徑。

  1. 明确智库的角色定位与服务导向

  對一所大學而言,智庫的存在意味著什麽,它應該扮演什麽角色、發揮何種職能?這是決定大學智庫建設成效和發展走向的首要問題。

  肯尼迪學院在智庫建設過程中,逐步明確了智庫的角色定位,並結合自身優勢確立了精准而專業的公共政策服務導向,從而爲智庫的良性發展廓清了道路。

  首先,智庫是學院履行社會服務職能的有效載體。提供社會服務特別是公共政策方面的服務是肯尼迪學院的辦院宗旨之一。60年代,學院在轉型發展之際,以首個智庫機構———政治研究所的組建爲契機,再度明確了社會服務職能在學院發展中的定位,並將政治研究所確立爲學院集中提供公共政策服務的載體與平台。

  借助對政府政策需求的敏銳捕捉,依靠大學母體和學院內部雄厚的學術資源以及研究所靈活高效的管理運行機制,政治研究所的政策服務優勢很快得到充分發揮,迅速成爲美國智庫領域的知名品牌,同時爲學院帶來了巨大的聲望和廣泛的社會關注。

  肯尼迪學院之所以能夠在70年代後徹底擺脫此前的發展頹勢,成爲“哈佛大學在20世紀的後三分之一時間裏最大的成功案例”,與學院對智庫角色的准確定位以及在這種定位引導下智庫功能的充分發揮不無關聯。

  其次,智庫的基礎職能是提供精准而專業的政策服務。作爲以公共政策服務爲基礎職能的機構,大學智庫要生存和發展,就必須提供高品質的服務産品,而高品質的服務産品至少應具備兩個要件:其一是服務方向的精准,其二是服務內容的專業。

  肯尼迪學院的衆多智庫最終能走向一流,一個重要的內在因素即在于這些智庫能夠根據政府的政策需求,結合自身學術專長和研究優勢,提供准確有效的決策咨詢服務。前文提及的貝爾弗中心即是一個良好範例。

  貝爾弗中心成立的目的在于應因冷戰時期美蘇之間的核武威脅,借助學術力量爲美國政府提供相應的決策依據。秉承這一宗旨,該中心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深入參與了美國對蘇聯的相關決策過程,不僅集中開展了相關的學術研究和政策推演,而且還委派研究人員作爲政府代表介入有關的對蘇談判和交涉活動中。

  爲了提高服務的專業程度和業務品質,中心除依托哈佛大學和肯尼迪學院強大的專業學術隊伍外,還廣泛延攬具有豐富外交實務經驗的人士擔任專兼職專家或顧問。依靠專業多元的研究隊伍,中心爲政府制定對外政策和開展外交事務提供從決策理論到談判技巧的全方位服務,從而確保了中心在該領域的持久影響力。

  2. 灵活的人员聘任

  提供高質量的政策服務,關鍵在于智庫的研究團隊。肯尼迪學院的智庫在建設和發展過程中,結合智庫服務對象和領域的複雜需要,以組建背景多元交叉的研究團隊爲目標,逐步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智庫梯隊建設機制,爲智庫持續提供高質量的服務産品奠定了基礎。

  高水平研究團隊組建的前提是人才聘任機制的科學有效。在數十年的智庫建設進程中,肯尼迪學院建立了靈活的人才聘任機制,充分滿足和適應了智庫政策研究工作的特殊需要。

  以1986年组建的肖恩斯泰因媒體、政治與公共政策中心为例,该中心的成立初衷是探讨并构建学术界、媒体和政府的新型关系,其研究内容和服务对象涉及上述多个领域。

  爲確保研究工作的質量,除常規的學術隊伍(身份上屬于哈佛大學教師)外,中心還通過不同形式如項目學者、訪問學者、博士後等聘請了大量研究人員,以服務于中心特定的研究項目。如2016年中心聘請美國知名媒體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鮑勃·希弗擔任爲期一年半(三個學期)的研究員,這一聘任的特定背景是,2016年適逢美國總統大選,鮑勃不但深谙華盛頓的政治生態,同時在其記者生涯中還面對面訪問過自尼克松以來的曆任美國總統,還主持過三次總統候選人的競選辯論會。

  中心希望借助鮑勃的工作經驗,對有關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的研究工作有所幫助。類似的人員聘任幾乎涉及中心所有的研究項目,據統計,自1986年至今,中心聘請的研究員達270余名,訪問學者近50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絕大部分外聘人員是由相關人士或團體以項目基金形式提供資助的,如肖恩斯泰因中心常設的學者項目有“瓊·肖恩斯泰因研究學者項目”、“沃爾特·肖恩斯泰因媒體與民主研究學者”、“A.M.羅森塔爾駐校作家項目”等。

  靈活多樣的聘任機制使中心在不增加額外人員編制和經費壓力的情況下吸收到高水平的研究人員,進而確保了智庫的有效運轉。

  除聘任机制灵活外,肯尼迪学院在智库队伍建设上的另一特征是人员来源广泛,这为智库开展综合性和复杂性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保障。例如,在肯尼迪学院智库建设初期,國家安全和对外关系是最早确立的主要政策研究领域。基于这一服务方向,以政治研究所和贝尔弗中心为代表的学院早期智库在组建交叉性背景团队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兩所智庫的首任主任理查德·紐斯達特和保羅·多蒂在任職之前本身就已經是在各自領域有著廣泛影響的著名學者,同時也有豐富的從政經曆。

  ①在紐斯達特和多蒂的主持下,兩個智庫一方面依托哈佛大學雄厚的人才資源,彙聚了一批專業背景涵蓋多個領域的學者任專職或兼職研究員,另一方面還特別強調結合智庫的服務內容與對象,廣泛邀請熟谙美國國內政治和國際關系事務的人士以靈活方式參與智庫的相關工作。

  如政治研究所在成立之初就組建了包括時任美國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聯邦參議員亨利·傑克遜、《華盛頓郵報》董事會主席凱瑟琳·格雷厄姆等在內的高級顧問委員會,爲研究所的政策研究和官員培訓等工作提供具體的專業指導。

  與此類似,貝爾弗中心在隊伍組建方面也體現出了突出多元背景和注重實務經驗的特點。這種梯隊特征對智庫在成立後迅速開展有較強針對性的專業研究進而在各自領域凸顯自身價值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在肯尼迪學院各智庫現有的人才庫中,來自世界各地、社會各行業領域的專兼職學者和研究員比比皆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個案例是,2014初,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應貝爾弗中心邀請擔任高級研究員,2015年4月,陸克文主持完成了題爲“習近平治理下的中美關系”的研究報告,報告圍繞新的國際形勢下中美兩國關系的未來發展所提出的一系列建議引起了廣泛的國際反響。

  这一案例充分体现出肯尼迪学院在智库研究队伍建设方面的机制优势。灵活的聘任机制和广泛的人才来源对大学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极为关键。聘任机制灵活,使得智库可以超越大学内部相对稳定甚至封闭的人事架构,较为自主地延聘符合智库相关研究项目特定需要的人员;人才来源广泛,则适应了现代智库开 展综合性、交叉性领域政策研究的现实需要。上述人才建设机制的完善,为肯尼迪学院打造一流智库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保障。

  3. 智库影响力实现渠道的拓展

  智庫建設的成效最終體現在其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水平上。肯尼迪學院在智庫建設進程中尤爲注重拓展智庫影響力的實現渠道,逐漸形成覆蓋廣泛、途經多元的影響力發揮機制,構建起有利于智庫發聲和擴音的良性平台,確保了智庫影響力水平的穩步提高。綜合而言,肯尼迪學院現有智庫的影響力實現渠道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人員“旋轉門”。所謂“旋轉門”,通常是指在選舉政治背景下學界與政界之間的交互性人才流轉機制。在美國,智庫與政府之間的人員流動已成常態,智庫學者出任政府官員,以及政府官員卸任後到智庫任職,都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第二,公共論壇、專題會議。組織和舉辦論壇、會議,是包括大學智庫在內的美國智庫體現自身影響力的常見形式。從大學智庫的角度來看,借助論壇和會議,邀請學界、政界及相關領域的人士進行演講、研討,一方面可以及時和直接地了解政府決策活動、把握政策理念,使智庫研究工作更具准確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可以借此向決策者傳遞智庫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議,以介入或影響政府相關政策的決策過程。

  肯尼迪學院的衆多智庫在實踐中開發出了類型、層次和形式多樣的論壇、會議,如前文提及的由政治研究所創辦的“阿科公共論壇”,自1978年至今已經舉辦了2300余場,受邀進行主旨演講的嘉賓既包括各國政要、工商巨頭,也包括媒體人士、學界精英等,目前該論壇已成爲肯尼迪學院甚至哈佛大學最具影響力的政策宣傳平台。

  在贝尔弗中心,定期邀请相关人士召开专题性政策研讨会是中心的常态性工作之一,如近年来针对美国政府提出的确保核武安全的政策主张,中心先后于2010、2012和2014年举办了三届国际核安峰会,共有50余个國家的代表与会。

  核安峰會的連續舉辦,以及會議所傳達出的一系列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學術聲音,無疑進一步鞏固了貝爾弗中心在這一領域的全球性地位,其作爲美國政府核武安全重要智囊團的角色也更爲凸顯。

  第三,傳統出版媒體與新興網絡平台。借助適當的媒介對外發布研究成果,是現代智庫提升自身話語權、擴大輿論影響,進而凸顯智庫存在價值和影響力的重要途徑。

  肯尼迪學院在智庫建設進程中著力培育和開發多樣化的成果發布渠道,其中既包括傳統的新聞和出版媒體,也包括新興的現代網絡平台,形成了多元交叉、覆蓋廣泛的成果發布機制。

  在傳統領域,肯尼迪學院的智庫除充分利用學術著作、期刊論文、新聞撰稿等常規形式外,還開發和建立起自己的成果發布平台,如創辦期刊、雜志,發布工作報告,制作政策簡報等。借助這些渠道,一方面智庫能夠及時發布相關成果和政策建議,另一方面通過吸收和發表學術同行的研究成果,能有效提升自身的學術關注度和影響力。

  除平面媒体外,各智库还充分利用电视广播平台,积极鼓励智库成员参与甚至主持电视新闻或政论节目,以扩大自身的宣传力度。除传统媒体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肯尼迪学院还有效利用现代网络技术,积极发展新兴的成果发布平台,进一步扩大舆论宣传的影响力。如各智库大都开设了脸书、推特等社交 公众号,学院还在Youtube上开辟了专门的视讯频道,定期推送文字或视频简讯,同时将经作者授权的研究成果全文发布到智库官网上,便于公众浏览。

  此外,智庫還與部分在線閱讀服務商進行合作,將有關論著和成果制作成電子讀物定期推送到客戶端,讀者可以通過各種在線終端隨時隨地浏覽。對新興媒體的充分利用,有效滿足了更大範圍內公衆讀者的閱讀習慣,使智庫成果的傳播變得更爲直接、快捷,輿論影響力的覆蓋範圍也更爲廣泛。

  4. 智库建设与学院发展的有机统一

  智庫建設與學院發展的有機統一,集中體現于肯尼迪學院的智庫在承擔學院人才培養職能方面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在一般觀念中,智庫是以研究爲載體提供公共政策服務的專門機構,盡管與大學一樣具有顯著的學術性,但並不承擔政策研究以外的職能,特別是不承擔人才培養或教學工作,因此,智庫也被稱作“沒有學生的大學”。

  不過,如果以此來定義大學智庫,則有失准確,或至少是不全面的。大學智庫有智庫的當然屬性,但其“基于大學”的特點又必然使之烙上大學機構的屬性印記,因此,承擔作爲大學分支機構的相應職能也就成爲大學智庫區別于其他類型智庫的重要特征。

  在智庫參與學院教育和人才培養工作方面,肯尼迪學院及其智庫的表現尤爲值得關注。實際上,對學院的各個智庫而言,人才培養絕非附屬職能,而是與政策研究具有同等地位,並且能夠互爲支撐、相互融通的基礎或核心職能。

  各智库普遍将教育工作或人才培养视为自身的天然使命,如阿什中心将教育作为其三大职能之一;在贝尔弗中心为自身确立的两大使命中,“为相关领域培养未来的领袖人才”居其一;卡尔中心认为中心应充分发展和发挥三种能力,其中就包括教学能力;公共領導中心则宣称致力于为未来世界培养具有应对各种挑战的领导才能的优秀人才。

  在學院各智庫對自身職能和使命的表述中,類似內容比比皆是,這也充分說明,人才培養已經內化爲學院各智庫的自覺使命。在實踐層面,結合肯尼迪學院設立的教育項目,各智庫積極發揮自身的學術和平台優勢,提供了類型、層次和形式多樣的學習機會,在充分滿足學院教育教學工作需要的同時,也有效履行了自身的人才培養職能。

  肯尼迪学院的教学工作主要有两类,一是学位教育,一是高管培训。在这两类工作中,智库及其成员均扮演了重要角色。以國際發展中心为例,该中心为肯尼迪学院的研究生设立了“午餐习明纳”、暑期实习基金、研究生工作论文等教学项目,同时该中心是学院公共管理/国际发展硕士(MPA\ID)学位项目的主 要执行者,中心成员大都直接参与学位课程教学和论文指导工作,该项目现已发展成为肯尼迪学院最具影响力的硕士学位项目之一,因其起点高、难度大以及卓越的人才培养质量而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

  而在高管培訓領域,該中心組織具有深厚理論功底和豐富職業經驗的學者開設了相當數量的培訓課程,據統計,僅目前排定的2017/2018學年培訓項目中,由中心成員開發設計並主講的課程就達7門。由于高管培訓的對象多爲來自世界各地的高級政務、商務人員,因而這種培訓對于擴大中心及學院的影響力極有助益,同時,不菲的學費收益也是學院重要的資金來源,爲學院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穩定的經費支持。

  不单是國際發展中心,事实上,几乎每个智库机构都是学院教学工作的积极参与者。智库投身于有关学院发展的主要工作中,不仅是对学院发展的支持与促进,同时也成为智库自身健康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借助参与各类型人才培养活动,智库的研究成果、政策理念得以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其影响力甚至可延伸到国际领域。此外,通过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各智库也得以有意识地培养出符合自身需要的人才,对智库的梯队发展能够起到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事實上,從高校智庫建設的國際經驗來看,國外衆多一流大學智庫在其崛起的進程中,大都帶有鮮明的大學屬性烙印和職能特征。

  以肯尼迪學院爲例,學院各智庫既是公共政策研究和服務的承擔者,也是學院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的實施者;智庫成員往往扮演多重角色,他們一方面圍繞公共議題開展廣泛的應用研究,另一方面也積極參與學院正常的教學和學術活動。

  多重角色的互爲支撐與共存互溶,促成了智庫與學院的同步發展,使肯尼迪學院成爲構建智庫與高校“命運共同體”的範本。

  對我國而言,高校在開展智庫建設過程中,亦需摒棄視智庫爲“高校特區”的認識,而應將智庫作爲高校職能的綜合提供者,積極發揮智庫在培養複合型人才和開展綜合創新研究方面的平台優勢,促成智庫與高校母體的有機融合,在推動中國特色新型高校智庫建設的同時,同步實現高校母體的健康與可持續發展。